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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和短视频中，看见这样的登山画面——上百人团队协作、铺设路绳、设立营地运输物资、沿着既定路线攀登高峰，这种计划周密、周期较长的登山方式，被称为喜马拉雅式攀登。然而，还有另一群登山者，他们以两三人规模的小团队，轻装快速地攀登，开辟从未被探索过的路线，乃至从未被人类触及过的山峰。他们在中国被称为“自由攀登者”，他们所奉行的阿尔卑斯式攀登，是人类彰显个体生命力的最强表达方式之一。

宋明蔚的新书《比山更高》记录了这群鲜为人知的自由攀登者的故事。他们是一群生活朴素、反抗主流、快乐至上的人；他们是一群不愿沿着成熟路线十拿九稳地“拿下珠峰”，更渴望依靠自身能力，探索无人涉足的未登峰的人；他们是为了体验攀登过程中的快乐、自由以及攀登美学的人。拥有迥异性格和不同生命境遇的他们，选择成为这个功利主义时代中，一意孤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悬崖边追寻着自由与自我，身体力行地告诉世界——他们甘愿用死亡的风险与代价换取可以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

旁观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命运轨迹，我们不禁想问：他们为何会如此坚定地选择登山？他们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每一次攀登？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理解死亡？他们的死亡对幸存者有什么影响？

今天我们分享《比山更高》的前言，跟随作者的引导，我们得以进入那个极具魅力的山的世界，窥探自由攀登者的人生境遇。“他们的每一次攀登，都是老人与海式的搏斗。只不过他们与之博弈的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山，而是真实的生活。当他们攀登到人生的顶峰时回望来路，不只有眼前的辉煌，还有深深的无奈与感慨。”

《比山更高》前言

文 /宋明蔚

我们常常把人生比作翻越高山，就好像攀登比人生更容易理解。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人生一知半解，对攀登一无所知。

过去二十年来，关于中国民间登山者的叙事大致有两类：

一类始于 2000 年初，在企业家与精英阶层间兴起的攀登珠峰热潮。各界名流一次性花费普通职工十多年的收入，报名参加珠峰商业登山队伍。他们沿着架设好的攀登路线，在向导的引领下，背着氧气瓶一步步迈向世界最高峰。这些成功人士勇攀高峰的故事常见于各类报道与出版物中，并伴随着房地产神话与互联网崛起，成了他们财富故事的一部分。但这不是这本书里要讲的故事。

另一类叙事几乎诞生在同一时期，却又发生在每一个时代。这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攀登者奔向高山，在死亡的悬崖边寻找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有人大学肄业，甚至高中辍学；有人失去了高薪工作，甚至居无定所；还有人成长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正是这些失败者，书写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最壮丽、最隐秘的登山史诗。

这些人被称为“自由攀登者”。他们不想去爬那座世界最高峰。在川西的邛崃山、横断山，新疆的天山，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乃至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大量的未登峰等着他们去开辟。那些从未被人类登顶甚至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山峰，以及山峰上全新的攀登路线，充满了未知的冒险、无穷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风光。

2006 年 5 月，马一桦正在攀登四川阿坝州大黄峰。曾山认为这是他在刃脊探险时期最艰难的一次攀登。大黄峰的首登也是中国民间登山早期最有分量的一次阿式攀登成就。（摄影：曾山）

这两类民间登山者的叙事也代表着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两极价值取向。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一类人象征着当今社会的整体基调：极度渴望成功，高度以功利为导向，关注宏大的叙事与不断攀升的数字。而这本书里的自由攀登者们则代表着另一类极少数群体。他们并不想完成一座比一座高的山峰，只是想在其中一座山峰上画下一笔优美的线条，并在攀登过程中获得足够多的快乐。或许你无法想象，在中国仍有一群人为了寻找快乐而不畏死亡，并从这份快乐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这种宁愿为了快乐而冒险付出生命的慷慨，正是另一极的人们无法理解的。

过去二十年是自由攀登者——真正的中国登山者——不断涌现、交相辉映的年代。我粗浅地把这二十年分为四个时期：自由之魂、刃脊探险、白河十年、梦幻高山。正如书中的人物关系，这四个时期的故事既有时间顺序上的承接与倒置，也相互交织、彼此呼应。每一个时期的年轻人，都被各自所在的时代背景左右着：改革开放、个体经济的崛起、互联网的发展、民间登山热潮、非典疫情、珠峰高程测量、2008 年奥运会、汶川地震、社交媒体的变革、新冠病毒疫情……有的人被历史的浪潮所吞噬，而幸存下来的人，选择继续用攀登来书写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每一次攀登，都是老人与海式的搏斗。只不过他们与之博弈的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山，而是真实的生活。当他们攀登到人生的顶峰时回望来路，不只有眼前的辉煌，还有深深的无奈与感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热血与唏嘘是并存的。自由攀登者的历史中，写满了悲情与荣耀。

自由攀登者只有寥寥几百人。他们也许还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一类运动群体。遇难者平均年龄仅有 31 岁。我站在他们命运的尽头凝望，不禁好奇：他们在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他们又为何变得如此坚定？他们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每一次攀登？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理解死亡？他们的死亡对幸存者有什么影响？还有那个古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登山？我萌生了许多疑问，却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四姑娘山幺妹峰南壁。一代代自由攀登者因这面山壁而一战成名，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由攀登者的故事也融为四姑娘山历史的一部分，塑造着这座山峰的文化形态。（摄影：温钧浩）

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历史延续了整整二十年，却始终没有人完整、详实地描述过他们的生命处境，也没有人讲述过中国民间登山、中国阿式攀登、自由攀登文化的历史。关于那些逝去的年轻登山者的故事，他们人生中最光辉与最黯然的时刻，他们的成就与他们宿命般的一生，全部建立在一些感性的、碎片化的、充满纰缪的口头传说之中。这不仅造成了国际登山界了解中国登山历史时的巨大障碍，也造成了主流文化对这群登山者与登山文化的误解。随着这些逝者逐渐被淡忘，他们充满生命力的一生也即将在历史中消亡。

要想还原这段长达二十年的历史，时而回到那些决定性的瞬间与他们人生中的每一个十字路口，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保存在幸存者脑海中的记忆已经变得混沌而模糊。诚然，我从学生时代的登山队到媒体从业期间，已有十多年的观察与记录，其中不乏某些重要的在场时刻，但这仍是一项极度挑战耐心、耗费精力、需要鼓起勇气的工程。在这期间，我被无数次问到付出如此代价来启动这个写作项目的驱动力。我往往无从回答。那是一种杂糅着好奇心与倾诉欲，时而悲悯、时而孤高的复杂情绪。我想起了故事中的那些自由攀登者们。到最后，我很想让他们知道，书写他们故事的作者如今已和他们一样贫穷、快乐，内心充盈而满足。

这也许不是一本单纯描写惊险情节的读物，最终让故事里的角色都以大团圆而告终——虽然这会让我更容易下笔，也帮我省去了许多繁杂的采写流程。这也不仅仅是一本旨在歌咏壮美河山、颂扬人类意志的文学作品。我只是在讲述一段真实的、完整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最终，我沿着这条写满了悲情与荣耀的小径，来到了山的脚下，探索来时的路，寻找这一页历史的起点。有人说，这要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国第一家高校登山社团，北大山鹰社，这是中国民间登山的起源。有人说，也许是 2000 年初，曹峻、徐晓明、杨春风、陈骏池攀登新疆天山的博格达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据可查的阿尔卑斯式攀登成就。有人说，一定是马一桦开创的刃脊探险，这是中国民间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登山探险公司。有人说，一定是 CMDI，那可是自由攀登者的黄埔军校。这些历史事件总离不开自由的元素、民间的氛围，以及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我认为，自由攀登者并非来自民间。自由攀登的精神也并非孕育于自由的个体，而是诞生在中国最宏大的登山事件与世界最雄伟的山峰上。

自由攀登的精神，诞生在 2008 年 4 月的一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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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山更高》（签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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